十多年了，从三个相信，到天人三伦，现在谈的已是天许之权，李肆从当年飘渺的半仙，到如今的皇帝，不管气质还是心念，都已经稳稳踏在了地上。

三娘对李肆接下来的话已没了什么期待，李肆对她要说的早已说完了，这十多年都是在做，她也清楚，说和做是差别的，但如果连说都没有，又怎么能做。

汪士慎隐隐把握到了什么，觉得皇帝之言还有极大漏洞，他不觉皇帝这么肤浅，肯定还有下文，加之自己心中有惑，鼓足勇气插嘴问：“陛下所言确是至理，可历朝历代，立法行政，莫不以安民护利为要，士慎以为，这也是在立陛下所言的规矩。但千年以来，这规矩又何曾立起？严刑峻法、道德教化之外，士慎愚钝，不知陛下还有何良法，能立起这规矩，经世不移。”

这是在攻击李肆放空炮了，规矩光在纸面上，光在嘴里是不行的，还得靠法靠德，历代都努力过，但历史已经证明了，这规矩就算立出来，也是用来被皇帝、官僚、军阀、暴民等各路人马破坏的。大家都没有底限，早在春秋时，宋襄公要守底限，就被当世人骂作迂腐了。

李肆暗道你问得好，我正愁怎么转到这个层面上来谈呢。

“这三桩天许之权，牵着人世之利，之所以守不住，都是因利之害。”

“汪士慎，你谈官府之害，工商之害，但你也承认官府之利，工商之利。人人所有的天许之权，是人之私利，最根本的私利，而工商营造流转商货，借天地人合力创利，官府安民济民，裁决纷争，兴利去害，这都是公利。”

“你也该看到，我英华从岭南到江南，十余年复宋地，纳万民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造出这公利，博大之公利。人人即可由此公利获益，加之这公利顺应华夏大义，人心自然向着我英华。我英华官府虽有贪渎，工商虽有暴敛，但受害者不仅少，便是受害之人的大多数，计较利害，比满清时代更得利。”

“也如你所言，官府和工商有害，利害是一体两面的。如果公利大，害虽损利，却未及人的私利，至少未及那根本的私利。如果公利小，害就要侵入私利，乃至侵夺那根本的私利，也即是人之姓命、家财和尊卑。”

“因此这规矩要立起来，除了以法以德抑其害外，关键就在一国能不能造出尽可能多的公利。我英华为何要逐鹿南洋，为何要与洋夷血战，这就是为了外争公利。我英华为何要官府下乡，要大兴工商，这也是为了内拓公利。”

说到这，李肆语调中含着一丝悲哀，在他前世时空，满清不得大义，更难求公利。以至于在十九二十世纪，泱泱华夏，沦为世界之巢。列强掠利华夏，求各自的公利，满清公利无存，只能向下去压人人私利，这就是满清成为列强乐园的本质。而后民国虽起，全球之利格局已成，华夏再难凝出自己的公利之局，才有军阀纷争之世。

“譬如道路，以前只有田埂小道，人们来来往往，身强力壮之人才能行下去，体弱无力之人被推下田埂。”

“现在我们要所有的人能在道上走，就不能只禁止以强凌弱，教导人排队，还得拓道。道宽了，才能容更多人循道得利。”

李肆拿道路来举例，非常形象，即便是一般民人都明白了道理。

可汪士慎辩兴又上来了：“即便道宽了，来往之人也有了更大差别。有还是步行的，有骑马的，有赶车的。这时候骑马的要撞步行的，赶车的要挤骑马的，这又怎么办呢？”

李肆心说你还真是个合格的捧咀，笑道：“除了法和德之外，不是还有你么？”

汪士慎愣住，却听李肆再道：“你说得没错，尽管官府和工商在不断拓道，也免不了强者霸道。若真有骑马赶车的要撞人，不许人行这大道，法德不及，难以规正，你这样以扶弱为志的有识之士，就该站出来，领着步行之人结成一团。骑马和赶车的能撞开一人，能撞开百人千人么？这大道上，终究还是行人多，骑马赶车的少。”

汪士慎一愣，李肆还没完：“可你领着步行之人，要拦下所有骑马和赶车的，霸住这道，那就别怪人家也合力，要把你们撞出道外，所以啊……”

“即便强者快一些，弱者慢一些，只要这道能容所有人走，能循着这道得利，为何要绝了此道，另立他道呢？”

汪士慎叹气，他已是服了，但他还有一问：“可强弱既有自力而生，也有天生，更有害人而生。人心都求公道，强者快，弱者慢，强弱悬殊，弱者必嫉。弱者众，究问强者之强的根底，这道上起了纷争，不就再走不下去了吗？”

汪瞎子入墨家，果然不是光凭感情用事，而是忧心贫富悬殊，以至社会动荡。

（未完待续）